中国30年改革成功的原因探析
----基于若干重大历史改革的比较研究
郭华鸿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　广州，510450　
提要：通过比较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可归纳为三个重要方面：改革领导者的政治素质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正确的战略、战术与策略是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和人民利益观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键词：改革　原因　比较研究

中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以来至今已三十年,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勿庸置疑,改革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改革并没有最终完成，为了在今后的改革道路能走得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社会发展更和谐，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及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下一步改革会有所裨益的。基于此，本人选取中外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几次改革如中国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戊戌变法、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分析，有以下结论或可供参考。

一、从改革主体角度看：改革尤其是改革初期，改革领导者的政治素质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所谓改革，《辞海》的释义是“改去，革除”，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因此，改革过程中往往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如新旧体制之间、新旧人员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在改革初期显得尤为惨烈，因为改革伊始，新生改革派力量由于种种原因往往相对于旧势力非常弱小，因此在改革初期越需要改革领导者有一种强势政治力量与之对抗才能控制局面，保证改革的正常进行。
从历史比较分析来看，成功的改革其改革领导者应具备相当好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包含很多方面，但其中有三个要素不容忽视：其一是改革领导者是否拥有实权。改革往往意味着利益的调整，这尤其会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能先期获得利益，往往是因为他们已掌握较多的实权，这就意味着改革派会遭遇特别大的阻力，因此，除非改革派尤其是改革派领导者拥有足以与旧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权力，否则改革是难以推行下去的；其二是改革领导者是否有相当的政治阅历，即对改革前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是否有深切科学认识，对改革将会遭遇的困难和阻挠尤其是旧势力的阻挠是否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等；其三是改革者是否有相当的政治威望和是否有“舍得一身剐”的政治气魄。当然，改革领导者的政治威望相当部分是来自政治权力或政治阅历，但其它因素也不容忽视，如宗教因素或个人人格魅力。
客观地说，成功的改革并非要求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可以确定的是如这几个条件具备越多者越容易成功，遭遇挫折也越少。这从几次改革比较就一目了然了。如戊戌变法中光绪虽是皇帝且登基24年，但并未掌握实权，在朝中也无多少威望，远非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的对手。如若有些政治历练，他远可行韬光养晦之计，逐步等到自己羽翼丰满时再大刀阔斧。但遗憾的是他政治历练不深，对变法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旧体制认识不深切、不到位，在条件不成熟时就与慈禧等旧势力摊牌对抗，是以卵击石。其落败的原因从主体角度看三个条件都不具备。再看看日本的维新变法之所以比较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变法前政府已推翻了强大的旧势力——幕府统治，为改革变法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明治天皇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原因之二是明治天皇拥有来自日本传统中天照大神嫡系子孙的血脉，赋予其较高的宗教和政治权威，从而保证了改革相对顺利地推进。当然也由于其本人政治阅历并不甚丰富，对改革中的问题尤其是当时的国际时局认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改革进程也遭遇一些挫折，如当时主持改革的大久保利通被谋杀，尤其是后来军国主义的膨胀导致参与两次世界大战，日本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试想，日本如果不是参与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百年维新的发展结果应该比现在更好。
中国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与其个人较强的政治素质分不开的：其一，邓小平多年的政治运动生涯及亲自操刀过多次经济、文化建设的整顿工作，这样的政治阅历使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非常深刻，他提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真可谓一语中地，切中要害。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就形成了，于是改革的着力点就抓住了。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最后导致十年浩劫，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国情把握不准所致。其二，邓小平拥有较强的政治实力尤其拥有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政治魄力。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拥有较强的党政军等职权。但当时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却成为实际的最高领导者，这与他多年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建国后多年的执政业绩、个人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建立起来的崇高威望以及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磨难锤炼了他那种不怕丢乌纱帽，“舍得一身剐”的政治气魄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改革初期他能凝聚老一辈领导人和革命家与当时的“旧势力”相对抗，改革当时主要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及“拨乱反正”才能推行下去，“不要怕，天塌下来，大个子顶不住，小个子准能顶住”恰恰说明了邓小平的政治实力。

 二、从改革的策略角度看：正确的战略、战术与策略是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改革如同革命，是对旧制度、旧势力的挑战，往往会遇到较多的阻力。因此，改革也必须像革命一样进行战略战术上的通盘考虑、周祥策划，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一）从战略上，渐进式改革往往更能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最终取得成效。
所谓渐进性改革是指将改革从整体布局上包括改革目标、改革时间、改革范围（地域与内容），改革思想准备等方面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原则进行的改革。它是与激进式改革相对应的一种改革模式。成功的改革往往是自始至终可控的，有序的过程。激进式改革往往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社会的过分震荡，最后导致失控。这一点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戈尔巴乔夫在其早期的经济方面的改革未能取得成效之后，他认为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的不民主所致，所以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取消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真可谓大刀阔斧，轰轰烈烈，整个世界为之震动，戈尔巴乔夫也因此成为大红大紫的改革风云人物。但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使改革变成了改向，很快苏联陷入了政局动荡，政治“地震”频仍的境况。随后，他又在经济上搞所谓500天“休克疗法”，企图向市场经济强行转轨，使原先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彻底瘫痪，由此造成所谓休克，然后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开始运行。但休克容易苏醒难，此后苏联的经济经历了长达六七年的混乱和下滑。①中国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面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此不断趋向激进：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 势图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其实都属于震荡治疗。然而, 过于激进化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反而留下了无数欲速不达的沉重教训。②
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基础上，同时邓小平又深谙中国几千年传统积淀而成的“中庸”文化、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选择倾向即排斥激进。此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非均质、不平衡的特点，如经济上存在着二元结构, 城乡差别大；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禀赋、历史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原有经济体制在不同产业中的实现程度和运行绩效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等等。这就决定了城乡之间、不同的地区及不同的产业之间, 对改革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新体制的认同条件和速度也会很不一样。③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邓小平认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向民族小国那样, 一声令下, 齐头并进地从一种体制迅速转向另一种体制，而只能在保证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大局不变的情况下，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等先易后难、先局部到整体、逐步推开等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这样, 由于范围的缩小和步伐的减慢, 人们对改革的接受程度会相应提高, 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将大大减弱。同时, 还可利用对改革不同意见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避难就易, 优先选择大家意见相对一致的领域，采取人们较易接受的方式。再者, 分步走的渐进方式拉长了改革的时间和周期, 有助于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充分发挥渐进改革的教育功能, 利用改革的收益逐渐说服不同意见, 化解阻力。④
（二）从战术上，在坚持渐进式改革战略基础上，采取试验式改革则更容易减少失误，提高成功的机会。
所谓试验式改革（也称试错式改革）是指改革不是一开始就全面、正式地展开, 而是先进行局部非正式的试验, 取得成效后再大范围正式地推开的改革。它往往反应的是改革在具体操作中的基本战术方法。改革是要破旧立新，破旧容易立新难，往往需要摸索。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和经验准备很不充分、物质与其他条件尚不宽松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改革不可能依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目标、方法、路径、规则等推进，改革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 也没有十足的预期和把握。因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试验。而在空间上划小范围的试验,就可以变一次试验为多次试验，与此相应, 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化整为零, 每次试验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减低。同时还可对不同的试验方式进行比较, 有利于发现和产生创新性的制度，还能取到很好“后发优势”和“示范效应”，使改革的经验化零为整，避免犯错误和走弯路。⑤在这方面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由点到线到面的开放格局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的价格改革也是通过试验式改革最后成功的典型。这次改革共分为四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4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调整 ,其主要特征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正是有了第一阶段“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的成功 ,才有了第二阶段（1985—1988年）“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的深入。但在第二阶段价格改革过程中 ,由于没有足够重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 (1987年 ,在加快改革中坚持价格“闯关”,结果酿成全国抢购风潮 (1988年),导致第三阶段（1989—1991年）的价格治理整顿。正是有了第三阶段的价格治理整顿积累了的经验教训，才有了第四阶段（1992年以来）的全面价格改革,全国物价稳定。⑥
（三）在策略上，坚持改革政策的弹性与刚性有机结合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改革是要破旧，但改革又要依靠旧才能破旧。因此，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既要切中时弊，革除不利于发展的旧制度，旧势力，这是基本的刚性原则不能放弃，但同时也要讲究一定的策略，制定改革政策时保留相当的弹性，要给人也给改革本身以回旋余地。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往往会加剧改革派与改革反对派之间的对立斗争，甚至把对改革持观望态度的中立派推向反对阵营，从而严重削弱了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影响了改革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宋王安石变法最后挫败，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变法实施中的政策弹性不够，导致未能很好团结当时一些有思想、有作为、愿改革的才子，如富弼、欧阳修等人，使之成为自己改革的同盟军，同时又不能吸收当时与其同样享有“皆天下大贤”名气的司马光的合理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是固执已见，一意孤行，最后由于阻力太大王只好自己请辞出局。戊戌变法时康梁二人书生意气，在改革中拒绝当时力求改革的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领导人的参与，还简单将其以“老臣”划归到保守派阵营，要光绪帝撇开元老重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最有政治经验且可能支持改革的洋务派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改革失败也就意料之中了。可见改革实施过程中保留相当的政策弹性是非常必要的。
比较而言，罗斯福和邓小平在改革时则非常注重这种弹性策略的运用。罗斯福在改革时非常注意在改革与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注重用“旧瓶装新酒”，吸收保守派的合理之处，赋与其新意，化解其阵营然后推进改革。因此美国有些人称罗斯福是“狮子和狐狸”，恰恰反映了他高超运用了改革的弹性策略。邓小平经常讲“允许看、鼓励试、不争论”，这其实就在保证完成改革的总体目标情况下，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投入改革，让事实说服对改革有疑虑、有异议的人。同时，也是在改革的试探性措施中不断完善政策，包括吸收反对者的合理意见，解除疑虑者的后顾之忧。如特区建设、农村改革都是给时间，允许看。这才使反对的力量被不断转化，使改革的路子越走越宽。⑦尤其是这种弹性也给后来改革领导者有了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如国企改革、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等，使改革能做到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促进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但邓小平并非仅仅注重改革政策的弹性，他深知，改革政策弹性有余而刚性不足，改革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难以保证甚至改革的方向性也难以保证，将改革变成改向已有先例。因此，邓小平在改革时注重政策的弹性同时，对于改革的根本目标、原则及其它已经看得很准的基本政策他是绝对不动摇、不放弃的。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共同富裕”、“公在制占主体地位”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等。三十年的改革，延续了几代领导人，如果不是这种刚性原则所保证的政策延续性，改革的方向性和成效是很难保证的。正所谓“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⑧

三、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和人民利益观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莫不追求这两点，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而其成功与否，也恰恰取决于这两点：一是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二是改革是否最终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为主旨。纵观人类社会的种种改革，无不彰显了这一道理。以下几次改革成败之比较也可作一鉴证。
不同改革思路、不同改革成效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
改革名称 改革的根本原因与基本动力 改革主要着力点 改革成效及其原因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理想，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是“封、资、修”等旧思想和自私观念还残留在广大人们的思想中，因此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提出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成为解决问题的基本动力 “斗私批修”尤其批“修”即修正主义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一次文化意识形态的大革命（属上层建筑） 失败，改革最后导致内乱，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严重失衡，经济衰退。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而是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出发过分夸大人的思想觉悟，从而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 认为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在民主和人道上的缺失，没有尊重和发挥人的因素。改革根本动力是要“公开化、民主化”，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通过加强人的因素来发现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⑨ “公开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上层建筑） 比较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只注重人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而忽视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是“脚（经济基础）痛医头（上层建筑）”。
罗斯福：罗斯福新政 经济大萧条。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过剩，工农群众的购买力严重不足”，根源则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通过国家干预以解决无政府竞争，通过立法提高劳工地位和社会福利及知识产权保护促使资本走沧桑正道。 调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属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通过一系列法律规范（属上层建筑）保障其经济运行正常进行。 比较成功，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机。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方面，尤其注重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使之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改革开放 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改革诉诸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利益。 以思想大解放为先导（属上层建筑）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它改革等综合进行全面的改革，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属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 比较成功。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方面，“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其根本体现，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而使改革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李凯林：《中国改革的哲学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70-71页。
②③白　琳：《中国改革试验性特征的原因分析》，《华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4 年6月第2期第35页。
④⑤杜旭宇：《中国改革的特点及其理论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4月第2期第17－18页。
⑥段先盛：《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2页
⑦李凯林：《中国改革的哲学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53页。
⑧丁学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8年4月25日
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作者简介：
郭华鸿（1974.8－），女，湖北省浠水人，讲师，硕士研究生，广东白云学院基础教学部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及相关科研工作。通讯地址：广东白云学院基础教学部12号信箱；邮篇：510450；联系电话：13724155703。

China 30 years of successful reform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tudy
---- Based on the number of major reform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Guo hua hong
Abstract: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China39;s reform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important areas: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quality of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efor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right strategy, tactics and strategy of reform is the ke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ways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Key words: Reform 　reason　 comparison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