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读太史公之《屈原贾生列传》、昭明太子之《陶渊明集序》和吴锡麒之《杜樊川集注序》，悟古之诗人，非诗人也，人也。其学广，其心正，其任重，其志在济世，非在诗文也。故其为诗为文也，其冰山一角欤？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打动这位伟大史家者，屈子之“志”也，屈子之“为人”也。其“志”，其“为人”，实海平面以下之冰山也。

太史公观屈子：“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屈子并其诗所以不朽也。

昭明太子论及陶渊明时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意何在？在“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渊明，“大贤笃志，与道污隆”者也。故“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昭明太子满怀深情地写道：“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和“大贤笃志，与道污隆”，此渊明之为人也，此渊明诗歌之冰山也，故其冰山之一角，烛照千古：“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此渊明之人文价值也。

吴锡麒说：“余惟牧之内怀经济之略，外骋豪宕之才。当其时，藩镇方张，朝廷多事”。牧之“往往激昂狂节，摇荡愁旌；陈兵事之书，一麾愿乞；揭罪言之目，三刖奚辞” 。盖当朝权贵，如牛僧孺，李德裕，各怀一己之私，明争暗斗，杜牧、李商隐，正道直行，俱不容于当世，“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揽霜毛于春镜，裹雨褐于秋船，茹鲠空忧，叫阍无助。惟是留云梦里，中酒花前，凭街子而说生平，对樗蒱而论心事”。故“义山、牧之，实为有唐一代诗人之殿”。倘使牧之、义山，投权贵之所好，曲意谄谀奉承，必能飞黄腾达，则必不能“莅中原之牛耳，张大国之蝥孤，并号霸才”矣。

其余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之李白，“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杜甫，“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休惜残年”之韩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张载，皆人也，非诗人、文人也。

夫诗人者，胸罗星斗，学究天人者也。若诗文而外，名利而外，一无所有，一无所求者，其诗非诗，其人枉为人也。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