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93页如此总 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笔者认为，个别人物的活动提供的是一种表象，在表象的背后，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制约着历史。

    北伐军进至长江一线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建立政权，国民党内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明朗化、公开化。但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因掌管黄埔军校而实力大增的蒋介石野心勃勃，想趁汪精卫立足未稳之机，捷足先登，得到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1927年春季，蒋介石和上海商业联会中富有财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结成了一种政治经济联盟。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天然是对立，且没有互相调和的可能。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也是一种高度警惕，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对国共合作早心怀不满。3月底，商联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蒋介石的回应反映了一个政治投机分子选择权势时毅然诀绝。据《字西林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取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4月底，“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江浙财阀与蒋介石的政治联姻，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迅速蜕变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言人。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见党国危机四伏”，集会“检举共党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实行篡窃国民政府之阴谋”。当蔡元培这类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喊出反共口号时，知识界几乎应者云集，蒋介石无疑得到了民主派的支持。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进入革命的人们把蒋介石当成了三民主义的代表。得到各方支持的蒋介石胆子更大了，反共抗汪同步进行，且以雷厉风行之势迅速获得国民政府党政军一线大权，还使共产党丧失了大批骨干，如李大钊等。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竟成了当时中国的强有力者。共产党在最短的时间内失去了大学讲坛，马克思主义向农村的发展成了一种被迫的选择。毛泽东等人代表了适应这种选择的第一人。

    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危局，陈独秀束手无策，其时党内同志又将大革命失败的全责推到他身上，对其进行了扑天盖地的批判。7月中旬，陈独秀辞职隐居。笔者认为此种批判不免过火，即使是没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共合作也很难长久。共产党成立之初执著于城市，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中国共产党前面只有一个榜样，那就是已经成功了的俄国革命，而俄国革命正是从城市开始，并在城市首先胜利的。在中国，城市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并没有为共产主义留下生存的空间。共产党对城市的这份执著注定了这场血的教训必然发生。

    笔者并无意为陈独秀开脱，作为革命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该为这次失败付出应有代价。但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客观公正，一俊遮百丑或一丑掩万秀都是有失偏颇的作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共产党创立时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功勋，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位埋头于上海书斋热衷于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早该退出革命一线了。该退不退，必然遭现实的无情撞击。历史一再证明：识时务者为俊杰。